醉鱼草

爱心战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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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冯永锋

   12月11日，“绿色出行碳路行动”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进行了2008年的活动总结。经清华大学研究所核证，2008年7月20日到9月20日奥运单双号限行期间，近百家家企事业单位参与了网上的绿色出行减排计算器，参与者达到81670人，共减排二氧化碳8895吨。北交所负责人熊焰说，此次“绿色出行 碳路行动”，所产生的8800多吨生态补偿指标将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进行挂牌，作为第一个在北京地区进行生态补偿交易的挂牌项目。

北大方正集团下午苏钢集团的烟囱，谁知道这里面都有些什么？什么样的责任心会促使他们减排？

    谁会对这些碳感兴趣呢？这得从《京都议定书》说起。中国是《京都议定书》的签约国，但作为“发展中国家”，因此只负担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，换句话说，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只是义务，没有明确责任；而“发达国家”们每年则都有明确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。为了帮助发达国家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，《京都议定书》设定了一个规则，叫“排污权交易”，意思就是如果发达国家感觉到自己国家减排任务太过艰巨，难以完成，可以通过转移技术、提供资金等方式，到发展中国家寻找减排项目。获得的减排量，可以全额计算入发达国家的减排成就。这种方法对两类国家似乎都是有益的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，它们估计能节省一半的成本，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，无形中增加了意外的收入，同时慢慢地培养了减排意识，操练了减排能力。

    虽然中国对奥运会的环境承诺很多，但显然，这次基于公众自发、基于单双号限行等措施所减少的碳排放，对于中国来说仍旧是一个“意外收获”。也就是说，即使这将近一万吨的碳排放量无人认购，中国也不会因此而难以完成任务，而到国际上丢脸，因为，前面说了，中国至今没有明确的向国际承诺的减排任务。因此，中国有没有人购买“北京奥运碳”，完全取决于国人自觉、社会理想或者企业前瞻性。

    但对于热心于碳减排的机构和环保组织来说，如果这将近一万吨的碳减排量转让不出去，那么其工作能力就显然受到了挑战。

    这些碳卖给谁？估计会有三种顾客，一类是国企，一类是国际企业，一类是公众。目前来看，三类顾客多少都有一些需求可能。

    我所说的国企是指中国本土企业，但显然，中央政府能够明确控制的企业相对来说动力足一些。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对国际上签署明确的减排任务书，但这几年节能减排的任务还是在内部有指标并且层层分解的。因此，像五大火电集团、钢铁、水泥等空气污染大户都负担着艰巨的减排责任。因此，按理说某些企业会有购买一万吨碳额，算入自己企业践行环境责任重大成就列表中。但阻力也仍旧是有的，由于我们一直不肯承认二氧化碳是空气污染物，减排的重点是二氧化硫，因此，二氧化碳会不会让中国的企业产生真正的消费冲动，还是非常难说。

    国际企业当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更富有消费需求。估计在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如此火热的今天，只要信息的通达率足够高，应当会有企业出上几十万元人民币，购买这为数不多但意义重大的“奥运碳”。但说实话，我更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够出手，因为一家致力于推进“绿色出行”的环保组织明确表示，如果是中国的本土企业购买这些碳，他们会出一比一的资金，然后把钱共同注入一家关注环保的基金会，用以继续推进“绿色出行”和“公民二氧化碳减排”大业。

    公众当然也是一个潜在的消费群体，奥运会期间，已经有一批人出于“国家责任”或者“公民责任”，参与到了二氧化碳减排行动中来，那么，显然公众中也潜藏着另外一批人，会以“再次认购”的方式，把这些奥运碳转化为资本，再化为环境保护的资金能量和社会能量。但显然，这需要环保组织们设计更多的符合公众口味的购买和消费落地项目，比如在京郊选择一片有保护意义的地方，在获得公众信任和支持的基础上，把这将近一万吨的“碳”拆开零售，任何一个公众，只需要出很少的钱，比如二三百元，购买其中一小份；环保组织将公众汇集的钱，用来保护具体的一两棵树或者一两片林，也许会得到公众的更多支持。问题在，谁来设计这些活动呢？谁有能力激发公众的自愿减排的热情呢？也许，参与这个项目的机构和环保组织们，应当多在这方面下工夫。（2008.12.12）